为了纪念这位大提琴手本周 70 岁生日，查尔斯·比尔谈到了她在她短暂但非凡的职业生涯中演奏的几把乐器和弓。杰奎琳·杜普雷和查尔斯·比尔之间的友谊始于 1963 年，当时两人都开始在音乐界崭露头角——比尔作为古董小提琴的领先专家，杜普雷是她那一代最优秀的英国大提琴家之一。
“我在一次音乐会上认识了她，因为我们住得很近，我们成了朋友，”他回忆道。“我在各个方面都被她折服了。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，非常有活力且明智的大提琴家。
当时，杜普雷正在使用早期的大提琴，这把琴是斯特拉迪瓦里 1673 年制作的，也可能会晚一些。这把大提琴琴体相对较大，声音大而饱满，但对她来说，它没有斯特拉迪瓦里黄金时期的琴音色温暖。
杜普雷于1965 年在伦敦的金斯威大厅录制了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。她使用了大提琴“Davidoff ”来录制这张经典唱片。
1964 年底，杜普雷的教母 Isména Holland 提出了换琴的想法，她的职业生涯还没有达到顶峰，她希望杜普雷能拥有最好的大提琴。
比尔知道斯特拉迪瓦里于1712 年制作的这把“Davidoff ”被 Wurlitzer公司所收藏，因为他在 1960 年代初期在那里接受过培训，见过这把琴，所以他打电话给 Wurlitzer 夫人，后者亲自将大提琴带到了伦敦。当杜普雷第一次尝试“Davidoff ”时，他是其中的听众之一，她的老师威廉普莱斯在现场。在杜普雷演奏了大约 20 分钟后，Pleeth 将其描述为“绝对完美的大提琴”。他说：“它是否适合你，你必须去了解，但它是一种美妙的乐器。”据贝尔说，杜普雷自己曾说“被它的音色所淹没”。
因此，这把大提琴“Davidoff ”被卖给了杜普雷，几个月后，杜普雷将其用于她与约翰·巴比罗利爵士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 1965 年经典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。
随着她的名气越来越大，“Davidoff ”伴随着杜普雷走遍了世界各地。“她爱死它了”贝尔瑞说，但是有两个问题，“作为一把斯特拉迪瓦里，它并不想承受太大的力度，然而杜普蕾却本能地想这样拉奏乐器。她的确可以用她的琴弓拉得大声一点，但如果你这样用力过猛地拉琴，有时候你会拉出来另一个极端的声音。她是一个非常大力的人，她需要一把承压很强的琴。当时我认为 1733年制作的大提琴“Montagnana ”更适合他，但当时还没有办法找到这种琴。
“Davidoff ”大提琴也在容易因为气候的快速变化而变化。每次杜普雷演出回来时，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大修。琴码会变的太高或太低，甚至有时候会开缝等等。那时我们并不是很了解环境对乐器的影响，但是杜普蕾却满世界到处跑，不过只要让给它几周在英格兰休息的时间它又能100%恢复了”。
1967 年的一天早上，杜普雷刚从国外演出回来，问我是否可以借另一把大提琴当天下午带到米兰。’她说，她说“我和大卫朵夫刚回来，现在它的状况不是很好，没办法再演奏了”。于是我们借给她一个 Francesco Goffriller，当她回来后她说“我爱死这把琴了！它虽然没有大卫朵夫的音色但是它能承受住很大的力度，而且它能承受住一场磨人的旅行”。后来她又继续借这把 Francesco Goffriller，几年后她提出要买下这把琴。
那个时候杜普蕾嫁给了钢琴家、指挥家丹尼尔·巴伦博伊姆，并和他一起四处演出，这似乎影响了她对乐器的最终选择。“当丹尼尔坐在杜普蕾后面与杜普蕾一起演奏的时候，“Davidoff ”响亮的声音会充盈整个音乐厅，所以他不能听清“Davidoff ”的声音，但是哥夫瑞勒的声音有很好的延展性，虽然它的音色不及斯特拉迪瓦里，但是丹尼尔能更好地听见它”。
当这对夫妇遇到意大利大提琴制作师塞尔吉奥·佩雷松(Sergio Peresson)时，情况就是这样，塞尔吉奥答应为杜普蕾制作一把琴，于是从1970年起，这把琴就成为了杜普蕾音乐会上主要用的琴，直到1973年多发性硬化症中断了她的职业生涯。
“我听过这把提琴，它没有一点色彩可言，但它的声音非常大，丹尼尔肯定能听见”，贝尔瑞说，“我记得她在皇家音乐厅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，但我听得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，其它想听她演奏丰富色彩的听众也一样。那时她已经病得很严重了，但由于丹尼尔很喜欢佩雷松的那把琴，也就没人再多说什么。那把琴与丹尼尔一起参与了最后一次埃德加的现场录制，效果很好”。
杜普蕾对调整她的大提琴没有太多的要求，“她对琴声没有太多抱怨，相反常常是我说我觉得这把琴不太对劲。她真的对所有事情都没有太多要求——她是杜普蕾，她就是这样拉琴的。我很清楚地记得她有一次试了一把琴，仅仅是在D弦上拉了一个非常低的音，她拉了那个音有两三分钟吧，你都不敢相信她能拉出多少种音色、音量和美感的变化”。
贝尔瑞也负责杜普蕾琴弓的修护，“她常常带着她大约还剩十分之一弓毛的琴弓回来”，贝尔瑞说。她更喜欢结实、更重一点的琴弓。她曾经用过约翰·多德的一把大概90克重的琴弓，直到她妈妈把这把弓带到贝尔瑞店里来重新上毛，然而车门把它折断到不能修复前为止，她一直用那把弓。随后贝尔瑞借给了她一把路易斯·帕诺莫的琴弓，事实证明这把弓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。
“杜普蕾很喜欢那把帕诺莫。帕诺莫比法国弓要更重一些，然而她就是喜欢这一点，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大力的人。她用过这种加了橡胶管的弓，这种弓有104克重，对于弓来说这真的是太重了，但对于杜普蕾来说却正合适。”
如果你看过克里斯多夫·努彭摄制的她在巴伦博伊姆工作室演奏的1967年版埃尔加协奏曲唱片，你就能通过她敏感又强壮的右手看出那把弓到底有多重了”。
贝尔瑞通常会在每一次杜普蕾结束旅演后来看她。“每次杜普蕾回来，我都会带上一份煎蛋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去看她，然后把“Davidoff ”带走修理。她是个有趣的人，跟她待在一起的感觉很棒”。
他也还记得有一次凌晨3点钟他的电话响了，“那是杜普蕾打过来的！我们聊了几分钟，然后我问她，你在哪儿，她说洛杉矶，然后我问她，你可知道现在我这是半夜？，她惊呼到天呐，我还以为是午饭时间呢。我记不清当时她是为什么事情找我了，但是只要她遇到事儿了都会往家那边的什么人那儿打个电话”。
当被问及杜普雷的遗产时，比尔简单地说：“她是最了不起的人，也是最了不起的大提琴手。我认为她确实是每个人的灵感的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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